1.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的相對性關系

我們經常把農業農村現代化看成是一個過程，實際嚴格意義講這是兩個既相互銜接、又相互獨立的進程。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并非是完全相容的，農業現代化對農村現代化的邊際貢獻先遞增后遞減。現代化起步后，會帶來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大量束縛在土地上的人口解放出來，農民收入水平顯著提升，這是農村現代化起步的關鍵。但高水平的農業現代化，往往會帶來農業勞動力的減少和農場的擴大，又勢必引起農村社區空心化以及農村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擴大，這是主要發達國家都經歷過的“發展悖論”。正如美國經驗所呈現的，如果以產業所創造和維持的就業，以及其對社區的財富投資、環境影響等指標作為衡量標準，農業產業對農村社區的發展充其量是中性的。

這意味著，協調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不能簡單將農業現代化作為農村現代化的前置條件，而是要綜合考慮農業現代化經濟社會影響的基礎上強化農村發展政策的有效性。

越是到現代化的中后期，農村現代化對農業現代化的反作用就越強。高水平現代化條件下，城鄉空間布局主要有兩種組合：（1）“都市圈+都市農業”；（2）“中小城市+商品化農業主產區”。

在組合（1）中，農村現代化主要表現為在都市圈內部形成大中小城市的梯次布局，農戶主要居住在小城市，農業則以高值生鮮種養業為主。這里農村現代化對農業現代化的反作用已經轉化為都市區對農業的影響，一方面表現為城市為高品質農產品提供強勁的市場需求，另一方面表現為城市的技術和資源擴散帶來農業更快的升級迭代。

在組合（2）中，農村現代化主要表現為小城市的均衡布局和專業農戶的分散布局，農業以專業化、規模化的商品化生產為主。這里農村現代化對農業現代化的反作用主要表現為小城市為農業提供產業鏈支撐，并且為農戶提供了合理的兼業機會。

2.城市化中后期城鄉人口波動與逆城市化現象

城市化水平達到60%以前，人口通常是從鄉村到城市單向流動的；到了城市化中后期，通常會出現城鄉之間人口的雙向流動。1950年代，美國部分鄉村地區就已經出現了人口增長；到了1960年代，日本、瑞士、挪威、意大利、丹麥、新西蘭、比利時、法國、德國和荷蘭等國在距離城市較近的農村地區也出現了類似的人口增長。沃德韋爾將第一批重新出現農村人口增長的12個國家稱為“轉身國家”（turn-around countries）。這個現象我們后來稱之為“逆城市化”，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而是高水平城市化階段出現的一種人口在城鄉之間和不同類型鄉村之間小幅持續波動的現象。理解逆城市化，需要把握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高水平城市化階段城鄉人口波動是正?，F象。從美國經驗來看，高度城市化階段，城鄉人口會呈現出階段性波動，鄉村人口波動幅度比城市要大得多。1970年以來，美國鄉村人口經歷了三次大幅波動，近期變化是：2001—2006年，由于郊區擴張、老年人和第二居所向鄉村地區遷移等因素，美國鄉村人口進入增長區間，2006年達到頂峰；此后，由于就業、住房等因素，美國鄉村人口增長率快速下降，2010—2017年進入負增長區間，2017年之后這一趨勢又反向調整。

第二，逆城市化通常不會改變城市化大趨勢。逆城市化可能帶來特定區位鄉村地區（比如城市郊區、特色鄉村等）人口的增長，但在達到高度城市化均衡之前，鄉村特別是偏遠鄉村人口整體減少的大趨勢不會改變。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在上述“轉身國家”中，只有瑞士、意大利、新西蘭、德國在個別年份出現過鄉村人口增長的情況，這種增長也是極小幅度和暫時的，所有這些國家自1960年至今的總趨勢仍然是鄉村人口不斷減少。 包括美國，雖然存在較大幅度的鄉村人口波動，但其人口向城市轉移的趨勢并未停滯。

第三，逆城市化很難給傳統鄉村帶來直接增益。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長途通勤者的出現以及越來越多的人購買第二套住房或退休后來到農村，英國鄉村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但逆城市化群體對村莊的認識與原住民截然不同，便捷的交通通訊使他們可以獲取豐富的資源，他們通常很少使用當地的服務，也不會給當地發展帶來直接增益。中國當前也出現了少量的逆城市化人口，但這些人口大多居住在遠離現有的村莊的新建社區；即便居住在現有村莊中，通常也很難與原住民形成共同的社群。寄希望通過逆城市化改善傳統鄉村的經濟和治理狀況短期內恐怕是不現實的。

3.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后的鄉村治理趨勢

鄉村治理現代化是農業農村現代化成果的一個集成反映，也可以說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最后一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現代化的鄉村治理通常會呈現出以下特征性趨勢。

第一，消除絕對貧困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前置程序。歐洲在工業革命后200年間，通過漸進的人口轉移和效率擴散消除了絕對貧困，除此之外其他國家都經歷過一個集中減貧過程。美國1964 年的《經濟機會法案》標志著政府雄心勃勃的反貧困戰爭的開始。2020年，現行標準下，中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消除了絕對貧困。這一舉措將鄉村中最底層、最貧困的人口納入了現代化的軌道，促成了鄉村現代性水平的普遍提升，這為鄉村治理現代化開辟了新空間。

第二，農業農村現代化會帶來城鄉社會治理一體化。在實現現代化之前，由于依附性社會關系和共同產權關系的影響，很多國家會在鄉村施行區別于城市的治理體制。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后，城鄉基層社會治理會趨于同構，作為一種區別于城市治理體制的鄉村治理體制將成為一個歷史現象。這一條件下，基層治理的方式主要依據不同居民點的人口規模和人口密度作出區分。一般來說，鄉村小規模居民點不可能配套完整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部分人的多元化需求主要依靠附近城市設施的“可達性”來實現。根據相關測算，2035年左右，中國農業人口將降低到2000—3000萬戶，現有大部分自然村莊將收縮為專業農莊，這時鄉村治理結構如何調整，需要作出前瞻性的考慮。

第三，現代鄉村治理表現出更強的專業化特征。作為經濟現代化的延伸和擴散，農業農村現代化還會帶來社會治理的專業化，城鄉一體的基層社會治理活動又會出現結構性的分工和分化，主要表現為經濟活動與政治活動分開、地方自治與居民自治分開。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現代化的鄉村社會中，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不會由“一套人馬”承擔，鄉村治理的經濟支撐也主要依靠公共財政，很少會依靠集體經濟提留來服務鄉村治理。

4.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中國道路

中國的約束條件從直觀上看似乎更接近日本，實質性結構其實更接近美國。中國今天面臨的也是超大國家現代化崛起的問題，這與美國在半個世紀之前面臨的情況具有很強的相似性。至于小農村社結構的歷史約束，在現代化的啟動階段有較大影響，但在現代化中后期實際可以通過公共政策適度調整。具體的政策導向上，重點要處理好農業農村現代化“交疊界面”上存在的重大問題。

第一，解決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的“差速問題”。農業現代化向農村現代化拓展過程中通常會有一個二者的差速階段，協調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當前，比較緊要的是解決農業就業份額與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異步性問題，中國兩個指標的差值接近20個百分點，是一個特殊的反?，F象。解決這一問題，根本上還是要依靠工業化、城市化的深入推進，從而將堆積在土地上的小農戶引入現代化的就業軌道。這不但有利于中國農業競爭力的提升，還將為全局性發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資本支撐，從而鞏固中國現代化的結構性潛能。

第二，建立更為完整的鄉村建設行動約束框架。中央提出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后，各地大規模啟動了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但普遍忽視了鄉村建設的若干約束條件。當前，已經出現了小規模村莊過度投入以及新建社區“二次空心化”等問題。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應該建立更為嚴格的約束框架，引入專業化的評估機制，避免資源浪費和過度建設。村莊層面較大規模的建設行動，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前提：（1）符合鄉村全面振興的城鄉空間布局要求；（2）基于人口布局、聚落形態、交通流線、經濟狀況等方面開展科學的村莊發展趨勢調查；（3）現有村莊規?？梢灾胃叩燃壍幕A設施和商業設施運作。

第三，穩步推進鄉村空間秩序與治理秩序重構。農村現代化的一部分內容內生于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還有一部分則需要外部干預來解決，比如戰略減貧、空間重組、治理重構等問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國家，絕對貧困基本消除后，接續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應當把鄉村空間秩序與治理秩序的重構提上日程?？臻g布局調整上，應逐步實現散布性小居民點向小城市和專業農莊兩個方向的的演化，使空間布局更加符合現代化鄉村的特征；治理體系重構上，要適應人口布局和空間布局的調整，逐步打破以傳統村莊為尺度的產權單元和治理單元，使鄉村經濟和鄉村治理活動更加符合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標準。

第四，農政體制改革要選取適當的參照標準。農政體制大體上包括三個部分，一是農業管理體制，二是農業經營體制，三是農村發展體制。過去我們在選取農政體制改革的參照系時往往喜歡面向世界前沿，實際這一做法對于農政體制三方面并非全部適用。從技術角度講，面向世界前沿、推進顛覆式創新是必要的；但農業經營體制帶有比較強的中國特色的烙印，恐怕很難簡單進行政策借鑒。農村發展體制則帶有很強的時序特征，對于當下中國而言，最需要借鑒的是發達國家在1970年前后的政策經驗。如果把握不好這個階段性，就可能因為發展時空錯置而影響政策瞄準，讓農業農村現代化多走彎路。這是我們應該竭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