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農業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中華文明不僅延續數千年不斷,且一直是生態環境友好、有機和可持續發展的。
因此,對中國農業做可持續發展回歸,是在當代生態文明戰略轉型語境下的題中之義和體現“綠色生產方式”的鄉村振興戰略的選擇。
▲8月30日,農戶在濂溪大洞蔬菜基地內采摘蔬菜。新華社記者 陳澤國 攝
中國傳統農業是世界有機農業之源
中國傳統農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中國古代先民開始馴化野生蠶和種植野生稻。中國的耕地資源僅占世界的7%,水資源占世界6.4%,水土光熱配比的耕地不足國土面積的10%,而20世紀中國的人口卻占到了世界總人口的21%。可見,人口與資源配比嚴重不平衡是制約中國發展的基本國情矛盾。
正是短缺的資源與龐大的人口之間的矛盾,特別是鄉土中國的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使得勤勞智慧的中國農民積累創造了一整套獨特的、延續幾千年的、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耕作體系:
一是深耕翻土、掌握農時,對病蟲害進行生物和物理防治;
二是因地制宜,按照生物節律安排生產,合理選擇農作物種類;
三是采用套種、輪作、混作等耕作制度合理利用有限資源,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產量,同時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維護生態平衡;
四是循環利用各種物質資源,利用人畜糞便堆肥還田,馴化和利用豆科作物保持土壤肥力。
海內外盡人皆知的事實是,中國傳統農業從來就是循環可持續的農業,是“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生態農業,是人與自然和諧的有機農業。
中國傳統農業精耕細作的耕作栽培技術可以對病蟲害進行有效的物理防治,完全不使用農藥,是環境友好的生態農業。
1909年,美國農業部土壤局局長、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富蘭克林·H.金發現美洲大陸開發不到一百年時間,卻遭遇肥沃土壤大量流失,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嚴重挑戰的問題,遂攜家人遠赴重洋游歷中國、日本和朝鮮,考察東亞三國的古老農耕體系。
他高度贊譽在長期人口資源壓力下形成的中國農耕體系,持續幾千年的演化,卻仍能保持土壤的持續肥力,產出足夠的食物,養活如此眾多的人口。
▲在中國盤錦第四屆插秧節上,沈陽師范大學的一名外國留學生(右一)在體驗插秧。
我國有機農業的行業標準是:在生產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農藥、生長調節劑和畜禽飼料添加劑,而采用有機肥滿足作物營養需求的種植業,或采用有機飼料滿足畜禽營養需要的養殖業等。
簡言之,只要做到“六不用”:不用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轉基因六大農業技術,就能達到國內外有機農業的行業標準。依照以上標準,延續幾千年,蘊含生態學思想的中國傳統農業就是有機農業。
延伸閱讀
反思農業“化學化”和“白色化”
中國傳統農業因其精耕細作的耕作方式,是無農藥、無化肥、物質循環利用的有機生態的無廢棄物農業。新中國成立后,雖逐步建立了一批化肥生產線,但是受制于當時的技術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化肥和農藥的產量和使用量并不高,20世紀50年代,中國1公頃土地施用化肥僅8斤多,1978年,中國化肥施用量僅為884噸,農村依然延續著千百年來傳承的有機農業生產方式。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農業技術發生了顛覆性的轉變。一些地區和產業從“低能耗、低污染”的傳統有機生產方式部分轉向“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學農業,農藥、化肥、除草劑、添加劑、農膜、轉基因已經成為六大要素。生物化、化學化、石油化和機械化在技術領域對中國傳統農業進行顛覆性的改造。
綠色革命與農業“化學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人口迅速增加,占世界人口約八成,卻存在嚴重的饑餓和貧窮問題,對農產品的需求日益增長。如何依靠科學技術更快地發展農業,解決農產品供給問題,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受現代遺傳學影響,追求傳統品種與外來品種雜交技術,高產且能承受更多更重穗子的抗倒伏矮稈品種相繼被研制成功。
由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墨西哥國際玉米和小麥改良中心育成的矮稈(半矮稈)高產水稻和小麥品種,以及利用遺傳技術所育成的品種,在20世紀60年代被廣泛推廣。這種以推廣優良品種為主要內容的技術改革,被稱為“綠色革命”。
用“綠色革命”遺傳育種技術培育出的品種,與傳統的本地品種相比較,在產量上的確有壓倒優勢。當然也帶來一系列消極的影響。當地的傳統農作物品種,因缺乏競爭力而不斷消失,破壞了當地的自然生態系統;通過新技術培育的農作物品種,農民不僅無法留種,有關部門配合商業化種子公司,甚至開放海外公司進入形成壟斷,農民必須每年購買商業化的種子,終于使農民因無法掌握控制種質資源而喪失食物主權,國家也因物種和種質基因流失海外而影響生物產業競爭中內生的國家安全問題。
為了維持新品種的高產,必須投入更多的化肥,用除草劑抑制雜草,用農藥抑制病蟲害。大量化肥、農藥、除草劑的使用帶來嚴重的土壤污染和食物安全問題。
20世紀50年代,中國每公頃土地施用化肥僅8斤多。2015年,中國每公頃施用化肥868斤。60年間每公頃土地化肥施用量增長了108倍多。